【东方早报】孙成彦脑瘫团队：病人在哪儿就飞哪儿

　　有一些医生，他们在公立医院服务多年，在技术和名气达到一定高度之时，却走出了公立医院的体制，不再受雇于医院，而是转身与医院合作，医院只提供医疗硬件，而他们则负责提供治疗技术这项软件。孙成彦、宋冬雷、张强，他们就是这样的“自由医生”，在摆脱体制束缚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为患者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服务。

　　孙成彦团队在进行脑瘫手术。 身体周刊记者 朱伟辉 图

　　在孙成彦看来，只有人才流动起来，看病难才有可能缓解。

　　上海实行多点执医已有四年多，但对于脑瘫专家孙成彦而言，这样的执医自由显然还不够，他不仅从公立医院走出来，还带走了整个团队。

　　孙成彦的出走是有底气的，作为国际功能神经外科学会会员、中国医师协会功能神经外科专委会委员，孙成彦是国内少数几个能够系统治疗脑瘫的医生。单就市场供需而言，他不缺收入来源。

　　现在他的团队似乎更符合美剧中高大上的医生形象--每天，团队的成员都会飞往全国各地不同的合作点接诊和手术，他们是独当一面的全能自由人，不再受雇于医院，而是转身与医院合作，医院只提供医疗硬件，而他们则负责提供治疗技术这项软件。

　　这种模式有别于自办民营医院，亦与会诊或“走穴”不同，对于掌握技术的医生而言，时间不再是束缚，可以自行整合资源救治更多的病人，用孙成彦的话说，“只有人才流动起来，看病难才有可能缓解;只有人才流动起来，才能使医院差距逐渐缩小，使医疗多元化、进入良性生态，最终解决医患矛盾。”

　　脑瘫误诊非常多

　　清晨9点，孙成彦来到上海市浦南医院的手术室，当天他有6台手术均是治疗脑瘫患儿。他说，这种手术量并不算多，就在几年前，他去西南地区出诊，由于当地脑瘫治疗技术仍属空白，患者非常多，他一天开了20台手术，差点“晕台”。

　　小儿脑性瘫痪，俗称脑瘫，是指从出生后一个月内脑发育尚未成熟阶段，由于非进行性脑损伤所致的以运动功能障碍为主的综合征。这种疾病是小儿时期常见的中枢神经障碍综合征，病变部位在脑，累及四肢，常伴有智力缺陷、癫痫、行为异常、精神障碍及视、听觉、语言障碍等症状。

　　孙成彦告诉我们，脑瘫属于功能神经外科的范畴，而功能神经外科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学科，对于脑瘫患者来说，选择哪个科室就诊本身就存在困惑，儿内科、儿童康复科、骨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都能够挂号，但是，真正专业从事这种疾病治疗的专家却屈指可数，即便在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上海地区，能够系统正规治疗脑瘫患儿的功能神经外科医生也只有三个。

　　正因为如此，脑瘫的误诊率非常之高，比如极易和扭转痉挛(肌张力障碍)相混淆，误诊率能够高达90%以上。“就拿非常有名的脑瘫诗人余秀华来说，她并不是脑瘫而是扭转痉挛患者，这么有名却极少人看出这是典型的误诊。”孙成彦说，“两种疾病虽有相似之处，但是，临床症状和治疗手段完全不一样，几乎每次的门诊中我都会遇到这样的误诊患者。”

　　正因为找不到治疗的方法，很多患者病急乱投医，孙成彦曾经接诊过一个小患者，脑袋里被装进去了十六块磁铁，每块磁体一公分左右，也就是说患者的脑部被切了十六个口子，这种治疗脑瘫的方法不仅没有效果，反而对患者的身心都有很大的伤害。

　　相对于金钱的损失，时间的损失对脑瘫儿童的家庭更加可怕，“2.5岁到5岁之间是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期，错过这个时间段是非常可惜的。”

　　“病人多，能够系统治疗这种疾病的人才非常匮乏，卫生部门对于非正规治疗方式的监管又非常不到位，很多患者都让我感到非常可惜。”孙成彦说。

　　从华山医院出走

　　十几年从事脑瘫患者的救治工作，一直都在三甲医院工作的孙成彦2014年5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卸去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之职，带领自己的团队转投同仁医院，成为该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仅仅8个月后又离开同仁医院与浦南医院合作。

　　如今，不仅仅是浦南医院，孙成彦团队已经和全国多家医院形成合作关系，由当地医院提供床位和硬件设施，抽调当地精英成立脑瘫中心，而孙成彦团队的成员则提供医疗服务，培训当地医生。

　　这些成员多年跟随孙成彦，掌握系统治疗脑瘫的技术，“我们团队的医生会飞往全国各地的定点医院，一个定点医院辐射三个省份，并且逐渐教会当地的医生如何治疗。”孙成彦说。

　　在很多同行眼里，孙成彦离开三甲医院似乎有些不合逻辑，但在他看来，担任一个科室的主任、带领一个学科的发展不再那么光鲜，他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手术治疗，更有效地传播脑瘫治疗技术。“只是换一个平台继续工作，技术还在，我们是走在成功的路上的。”孙成彦说。

　　1989年从大学毕业，孙成彦先后在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北京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工作， 曾经担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其间下派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四川省康复医院(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副院长（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2002年，孙成彦在国内率先开展开展功能性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外科手术（FSPR）治疗痉挛性脑瘫，对成人脑瘫、颅脑外伤、脑肿瘤及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肢体痉挛瘫采用FSPR手术治疗疗效也甚好。同时在国际上最早应用骨锚钉开展脑瘫二期手术的肌腱移位、延长和固定，提高了脑瘫矫形手术的精确性和成功率。他每年成功实施3000多例脑瘫手术，在脑瘫治疗和康复领域有多项成果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在世界也有一定影响。

　　孙成彦很早便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医院接治患者。由于三甲医院工作时间基本固定，他只有周六周日的时间能去其他地方开诊，有的时候跑得太疯，一个周末能跑三个省，飞行的数量让孙成彦成了几家航空公司的金卡会员，最累的时候刚下飞机就觉得晕眩，要扶着廊桥才能走得动道。有时候飞机晚点，为了不让家长白等，再晚到医院还是把刀开掉，熬夜是家常便饭。

　　“一个人从业的时间其实是不多的。我想最大限度地用好我的手艺，尽可能整合各方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帮助这些残疾人。”五十岁上下的孙成彦正处于一个医生从医的黄金年龄，但他坦言，“我在华山从医12年，总共只有8张床位，即使再往下发展，30-50张床位在公立医院已经非常了得，但相对于需要接受治疗的脑瘫患者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公立医院硬件限制让一些身怀手艺的医生白白浪费了自己的从业时间;另一边，一些医院虽有好的硬件设施却没有好的医疗人才。

　　和浦南医院合作以后，如今，孙成彦团队一天的手术量就可以达到15到20台，浦南医院会提供32张床位给这个团队接诊脑瘫患儿。“我们还会和其他医院合作，我们希望一个地区的床位量是200张，基本满足当地和周边省市的需求。我们希望能够以省会为中心，一个省会辐射三个省，让全国的脑瘫病人都能够就近就医。用武汉辐射中南，用昆明辐射西南，用西安辐射西北，用北京辐射华北，等到队伍再壮大一点，我们希望能够进入东北和山东，我们还要一个队伍进入华南地区。”孙成彦说。也就是说，每个中心省会都有一个孙成彦团队培养的技术力量，周边省份的患者只需要就近到中心就医。

　　“对于边远地区的患者家庭来说，来上海等大城市就医不仅路费和住宿是一笔额外的花销，报销比例也低于在当地就医的比例，对于本来就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家庭来说，如果能就近就地就医能够节省大量的资金。”孙成彦说。

　　如今，脑瘫患者通过医疗网站、网上挂号平台，就能搜索到孙成彦的团队，以这些医疗平台为入口，孙成彦团队的市场部门会统一管理这些求诊的患者，由他们来确定患者在哪里就近就诊合适，并且确定医生的出诊时间，这个团队会和患者沟通并预约最后的就诊时间。

　　建一体化治疗中心

　　“我跑了十年，有点跑不动了，现在最为紧要的是培养更多的人才，用团队的力量完成救治残疾人的事业。”孙成彦说，他的团队正在建立一体化治疗中心，一站式治疗患者。

　　在他看来，脑瘫患儿的救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团队里不仅要有神经外科医生进行手术解除患者痉挛，骨科医生解除患者畸形，还有康复科医生解决患者的术后训练问题。另外，这些孩子通常都有心理问题，还需要心理医生帮助患者进行心理治疗。孙成彦团队提出的一个中心多种诊疗方式，就是在每个定点，团队都会和当地的医院合作成立一个脑瘫中心，这就像一个特区，脑瘫患儿在这个特区里完成手术、矫正、康复以及心理治疗整个过程。这个中心也有当地的骨科、神经外科、骨科的医生，孙成彦团队会培训当地的医生，“我们也希望普及这个技术，带动当地的技术力量。”

　　孙成彦告诉我们，成立脑瘫中心的另一个好处是统一治疗理念。举例来说，在治疗理念不同的情况下，很多骨科医生会将一个残疾儿童的脚矫正成正常人一样，他们追求的可能是解剖复位，但这样一来运动功能就会丧失。“我们的理念是希望能够在尽可能多地保留患者运动功能的情况下再尽可能解剖复位。比方说足外翻也许15度最好，我们为了让患者的行走、蹦跳等运动功能达到最好，可能将足外翻做到0度或者30度。”孙成彦说，“团队中的每个医生都是责任权利一体化，这在公立医院是很难实现的。”

　　即使当地医院无法满足全套治疗也能灵活继续，比方说，浦南医院只做外科手术，康复病床也可以设在其他医院，或者由社会资本进行投资，但是治疗理念不变。“一体化的治疗理念是可以复制的。”孙成彦说。

　　要求团队有慈悲心

　　孙成彦告诉我们，治疗脑瘫患儿需要有慈悲之心，不然技术只能成为牟利的工具，这也是孙成彦团队的核心理念。

　　现在孙成彦的团队中一共有6名医生，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他们是“空中飞人”，患者在哪里就飞往哪里;他们在合作医院培养当地的医生，普及脑瘫治疗技术。

　　来自成都的罗晓琦是团队一员，师从孙成彦七年，平时却处得跟兄弟一样。他告诉我们，孙成彦团队的成员都不是因为利益走在一起，大家都怀着一个梦想，就是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本来解决大量残疾人的问题，在这里不受公有体制的束缚。

　　罗晓琦坦陈，很多人都觉得他今天飞这个城市，明天又来到那个城市，非常不稳定，他笑称这也是他至今单身的原因，团队里也有伙伴因此离开，选择更加安稳的生活，但对于他来说梦想犹在。

　　“在公立医院会为了要晋升职称写文章，做很多不想做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团队有共同的理念，没有在公有体制里等级的观念，在这个团队所有的人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创意。” 罗晓琦说。

　　这里有自由的空气，但要求却一点也不低，如今，孙成彦团队还在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孙成彦告诉我们，要想成为团队中正式的一员，首先要是一个技术非常成熟、能在每个合作点处理所有困难和意外情况的医生，包括术中遇到棘手的风险问题。

　　“这点和三甲医院不同，在那里一个年轻的医生毕业可以做‘大活’，那是因为他的背后有非常多的技术力量在支撑，他在这个手术间出了事儿需要有人救场的时候，隔壁就是老师、再隔壁可能就是师爷，但是这个团队中，每个成员是单独飞往全国各地，这就要求他身经百战、是个全能选手。”

　　孙成彦还指出，对于脑瘫患儿而言，手术和康复同样重要，一个最复杂的四肢瘫的病人如果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治疗，他的治疗要分为七步进行，康复和手术不停往复循环，每一步都要进行追踪。

　　医生需要清楚，病人康复到什么程度适合再次手术，手术后康复得如何，一旦康复到一定阶段，手术的条件就会成熟，如果这时不及时手术那之前病人花的钱就是白花，罪也是白受，因为肯定会复发。

　　“对于一个心灵手巧又能够艰苦学习的医生来说，手术技术12个月就能够学会，但是成为团队的一员更重要的是他要知道什么样的患者需要做这种手术，什么时候做手术什么时候康复，康复需要多长时间?因此一个医生能够单独飞往各地手术起码要2年的时间。”孙成彦说。如今的团队中每个医生都是跟随孙成彦六七年的中坚力量。

　　“除了治疗技术，我们会在工作中观察，看一个医生是否有职业的操守，如果确实符合要求，也会和当地的医院来谈，能不能重点培养这个人，让他成为当地的领军人物。”对于孙成彦而言，常怀慈悲之心对于残疾人事业来说更加重要。

　　“我在外地教过一些人，发现有些人不太符合要求，就会劝他放弃，一个没有爱心的医生有可能会在未来用他的技术来索取，这样我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适得其反。举个简单的例子，残疾人因为不能动，有些会比较胖，作为医生路过这些患者的时候是否能够发自内心地去帮他一下。如果他永远都是置之不理，那就要考虑他是否合适这个事业。”

　　在孙成彦团队，如有医生发现非常贫困的孩子就会将手术费用减免，每年团队都要免费给贫困患儿做20台手术。在孙成彦的设想中，他们计划未来将整体收入的3%捐献给残疾人的事业，“我们护士和助理们赚的钱没有医生多，那我们会要求他们每年针对残疾人进行10天的残疾人志愿者服务。”孙成彦说。

　　孙成彦的团队中还有9名护士，每个护士都和医生配合得很好，病人做完手术，下一台手术的患者已经在门外等待了。手术前后的医患沟通也由护士负责，小患者来到医院，都称护士为“护士妈妈”。

　　孙成彦回忆，有一次跟随四川政府去宜宾参加义诊，患儿家的茅草房在山上，道路泥泞，车上不去，他们就跟着当地的团委走上山，“那个孩子声音非常的好听，他说了很多话让我很感动，他只有5岁，但是很懂事，他说‘感谢叔叔来看我’，虽然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让我感到了我存在的价值，以及对于社会的责任。”

　　孩子家里没钱手术，孙成彦资助给他5000块钱，让他到成都来接受治疗。后来，孩子的父亲给孙成彦发消息说孩子会站了，慢慢会走了、会跑了，“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安慰和快乐。”

　　孙成彦坦言，“我们没有治好每一个病人，因为我们不是神仙，但是我们希望尽量能够帮助他们。无论我们的护士还是医生都会注重和患者沟通，比方说，有些四川的病人需要吃辣的，那我们就要协调他们的饮食，一些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就要尽量和他们解释。因此我们团队的总体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

　　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孙成彦看来，整个医疗体系都需要他们这样的独立团队，他们正走在成功的路上。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医生会离开公立医院这个平台，然后回身再和公立医院合作，这时候医生就是一个自由人，能和多少个医院合作以及能够创造的价值是完全市场化的。目前，我们的老百姓对于私人医生的信任度还不强，很多医生不敢这么尝试，但我相信，这是大势所趋。”

　　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医生自由执业已成主流模式。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医师，可以自由选择个体、合伙或者受聘于医院的行医方式。美国共有230187名自由执业医生，其中，52.8%为独立行医，37.1%为2-5名的医生团队，6.3%为6-9名的医生团队，3.7%为10名或以上的医生团体。

　　孙成彦告诉我们，在美国，医生就像一个个软件，而医院就像一个个平台，医生就应该在平台上自由的运行。医生团队可以借用医院的平台，和医院分成，而且是当天结账。每个医生都是有保险的，真的出了医疗事故就找保险公司理赔。

　　在孙成彦的团队里，医生干多少活就拿多少钱，医生收入的差距很大。“这也会从另外一个方向促进医生加强自己的技术和沟通能力。”孙成彦说。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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